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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张亦军，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宝迪康公司董事长。1998年创立北京宝迪康公司，致力于澳大利亚耳蜗在中国的推广，20年来为人工耳蜗行业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为许许多多的听障人士回归主流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亦军一身马卡龙绿的修身连衣裙，笑容笃定地站立在我面前，大女人气场十足。和马卡龙绿很衬的淡玫色口红，盈盈闪烁着光芒，还有眼神里那抹从未黯淡过的亮光，让眼前这位人工耳蜗界的“一姐”，充满了英气和活力。

母亲、女儿、妻子……

请允许我用女人称呼张亦军，除了这个称呼，好像任何其他称谓都不足以概括她。她的身份复杂、“多疑”，有的还自相矛盾，足以让人陷入到电影《24重人格》般的迷阵里。

母亲、女儿、妻子，这一组身份在张亦军身上，是很完美的统一体。只不过，这统一体里，仍充满着自相矛盾之处。

她深爱妈妈，坚持给母亲完成了8次手术，当第八次手术来临前，妈妈向她告饶，说什么也不想做第八次手术了，她一脸无所谓地安慰妈妈：你的偶像秦怡可是做了9次手术的人，你比她还差点儿呢。

张亦军满脸笑容着和妈妈说这些话时，眼泪一定在心里狂奔。可之后还是痛下决心——我怎么能让她放弃呢？！最后，她帮妈妈找到了一名瑞典医生，坚持做了第9次手术。

对待女儿也一样，她告诉同事，之所以她的女儿能有今天，要归功于自己的严要求。

一边爱孩子，一边毫不留情地严苛要求，中国并不乏这样的虎妈。缺少的是张亦军这样，为了提高孩子对社会的参与度，把还在读初中的女儿送到贵州扶贫的“奇葩”妈妈。

（2000年，张亦军和人工耳蜗小用户合影）

商人、医生、慈善家……

商人、医生、慈善家这组身份，在张亦军身上也相互关联、冲突着。因为医生的职业，张亦军接触到了当时还被当成奇思异想的人工耳蜗，于是，她成了专门代理进口耳蜗产品的商人。商人的天职是赚钱，可在经营自己的商业帝国的同时，她动辄就出手大方，为用户减免耳蜗和配件的费用。包括自建耳蜗维修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和康复培训中心，花去的钱她压根儿就没细算过。

她知道中国男人最要面子，一个因孩子耳蜗丢失急得快要断肠的男人，鼻子上架着一副“年久失修”的破眼镜，慌慌张张地站在张亦军面前，张亦军突感辛酸，认定这已经到了一个男人的绝境。只有免除所有费用，才能让男人绝处逢生。

这种连卖带送的事情，张亦军真没少做。换来的，是患者和家长对她的感激，眼睁睁失去的，是并没那么好挣的钱。对后者的舍弃，她好像很少真正心疼，而对前者，她永远觉得自己做得值得。

有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因为植入耳蜗的机缘，见到了自己的“女神”——张亦军。那时已人到中年的她，因为理想和事业的滋养，依然保持着一派少女的青春与活力。中年女性特有的沉稳、干练，在她身上也能寻到踪迹，还有天然的柔情和温暖，一并将彼时的她，烘托得完美无瑕。

男孩便把“女神”当成了自己最知心的人，所有烦闷、苦恼，只与她说。

（张亦军和人工耳蜗发明人Graeme Clark教授（右一）交流）

张亦军自述：

孤独感是聋人最难派遣的愁绪

我（张亦军）从小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孩子。记得在内蒙读小学时，我写了篇作文，作文里怀揣着我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我家门前的那条大马路，变成一条巨大的传送带，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说了人工耳蜗，能让耳朵听不见的人听到声音。这在当年还在大学读医科的我来说，无异于一个奇谈。聋人能听到声音，不是铁树也要开花吗？

其实，对聋人的痛苦，我虽体会不到，却也了解一二。小时候的偶像海伦凯勒就曾经做出过一个“选择” ，如果让她必须在盲和聋之间挑选一样，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盲。

因为，如果听不到声音了，眼前只剩下影像，仿佛整个世界都会对她关上大门，只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在人世间徘徊。

事实上，孤独感是聋人最难派遣的愁绪。人工耳蜗能把人重新带回活色生香、鸟语虫鸣的有声世界吗？我还不确信。

耳蜗可以让沉睡的世界苏醒？

如果不是96年的某天，我半信半疑地冲着做完耳蜗植入手术一年的陆峰喊了一声，陆峰瞬间转身，我也无法相信，耳蜗真的可以让沉睡的世界苏醒。

虽然我是信了，但当时我还无法唤醒他人。

对待不了解的事物，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排斥。不是排斥新事物本身，而是拒绝他们的认知不能抵达之所。把一辆和昂贵轿车同等价值的电子设备，装进聋人的耳朵里，耳朵便能起死回生，运转良好，这怎么可能？

和这些人的想法正好相反的，是另外一个极端：既然人工耳蜗这么神奇，那它必须彻底解决我们的听力障碍，否则推广的人就是骗子。为了这个，我没少遭到辱骂、攻击，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杯子的碎片直接飞落到我的脸上，尖尖的玻璃碎片伴着吼骂声，飞驰而来，刺进我的皮肤，和心里。

好在，它没有伤及我的信心，我内心仍然笃信，人工耳蜗可以帮到聋人。

（张亦军和中国听力言语康复中心主任龙墨合影）

20年后的今天，人工耳蜗有了一个新名字——“可穿戴性人工智能产品”。20年前，这个词还没发明出来，也没有今天这么炫目的光环。人工耳蜗在那时的我眼中，就是一个能让聋人重新聆听，并借由它重归主流人群的工具。

让所有适合它的人，充分体会到人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就是那些年我的追求和梦想。而且，小小的人工耳蜗改变的不仅仅是患者本人，更是对一个家庭命运的彻底扭转。甚至对他身处的社会，也悄然发生影响。

国外曾经研究过好几十种疾病，评价社会对其投入救治后，其对社会的回报值。回报值排名第一的疾病是新生儿窒息，第二便是人工耳蜗干预下的耳聋。

人工耳蜗的“赔本”生意

常有人问我，你做人工耳蜗这行不是为了赚钱吗？我只能回答，想赚钱就做别的生意。

早在2000年初，所有的人工耳蜗产品维修，都要远赴澳洲。货品常常要几个月才能返回国内。为此，我只能买进大量产品，给等待维修的病人使用。

后来在国内建耳蜗维修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和康复中心，公司成立前十几年内，无一例外都是赔本买卖。

不过我常想，人一辈子能享用的财富是有限的，华屋万间，夜卧不过五尺；纵有卧榻三千，只得一席安寝。财富如果不能为人所用，纯粹的聚集，并无丝毫意义。一块金子，如深埋于土中，金子便无异于石块。

这些年，我从医生行业转行，进入人工耳蜗领域，个人的改变也很大。原先我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都围着我转。现在，我更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也更有耐心，即便对方有些极端的行为，自己也能理解。

在和“难缠”的用户打交道过程中，我一直相信沟通这件神奇的事，即便是两个差别很大的人，也能通过沟通找到彼此身上善良、闪光的地方。

（本文作者袁境远采访张亦军的现场）

我创业这些年，因为不理解，来闯办公室、砸公司的用户也是有的，最后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相互理解，一笑泯“恩仇”。

做人工耳蜗这行，和做别的行业不一样，单纯以商业的方式做一定做不好，为啥呢？因为缺乏爱心。这是一项需要爱心，并且把爱心放在第一位才能做好的事。

就像为国家人工耳蜗捐助项目的孩子，几乎是纯义务提供耳蜗维修、调机服务，虽非我们的责任，但我仍把这视为分内之事。我对我的员工也是同样的要求，要带着爱心工作。

不过，不能只是让人家付出，而且是超量付出，却没有等价的回报啊。我曾经和员工交心：我们这个二十年的企业，没有让你们赚大钱，也没有让你们过上高大上的生活。但至少，我要保证你们衣食无忧，让你们能在北京站稳脚跟，还能做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想，在分分钟都有无数企业倒闭的今天，我们能坚持20年，还是需要点精神感召力的。

（end）